为掌握鄂南文化发展脉络，认识鄂南文化与楚文化、扬越文化关系，为提升理论教研室老师理论研究能力与视野，2021年4月10日，理论教研室唐珊珊、罗超、王飞燕等老师在教研室主任栗建伟带领下，与声乐教研室的杨立老师一同前往庙山遗址、鄂王城遗址调研。此行由鄂南文史专家王亲贤、万默全程讲解。

一、调研周代庙山遗址

上午，我们到咸安区双溪桥镇程罗堡村，调研庙山遗址。考古工作者根据在遗址中采集的石斧、锛、网坠、陶片分析，确认其为周代遗址。我们在遗址周边田野上，发现到处都有散落的陶器残片。这些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，夹砂或泥质灰陶次之，有少量泥质黑陶。陶片纹饰有绳纹、方格纹，附加有堆纹。据王亲贤、万默介绍，这些残片大多为鬲、甗、豆、罐等生活器具。

研究庙山遗址地上的陶器残片

二、调研战国鄂王城遗址

下午，我们到大冶市金牛镇鄂王城村胡彦贵湾，调研鄂王城遗址。鄂王城坐西朝东，依山傍水。城垣历经几千年自然和人为损毁，地表形态变化较大，但其框架依稀可见。

城内的地层堆积比较单纯，大致可分为两层。地表土为近现代堆积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堆积层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时代的文化堆积。战国时期文化层，土色灰黑，土质较致密。

我们在农田、水塘等断面土层里，可以明显看到大量包含物，多为板瓦、筒瓦残片，也有少量鬲、盂、罐、豆等陶质生活用具残片。陶质大多为泥质陶，其次为夹砂陶。陶色主要为灰陶、灰黄陶。纹饰有绳纹、弦纹。

从这些器物断代来说，除去以上典型的战国时代器物外，还有春秋时代的典型器物鬲足和西汉时期的典型器物瓦当。说明城内遗物年代介于春秋至西汉时期。

鄂王城城墙断面土层里的陶片

三、遗址反映的文化

通过对两个历史遗址的考察，使我们对鄂南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1.在这里产生了《越人歌》

西汉刘向《说苑·善说》记录的《越人歌》，是楚地越人唱给楚国公子芈黑肱（楚共王之子，字子皙）的歌谣。王亲贤在他未完成的《咸宁文化简史》中认为，这一故事就产生于此。

《说苑·善说》：“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”，“会钟鼓之音毕，榜枻越人拥楫而歌。歌辞曰”“‘今夕何夕兮，搴洲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与王子同舟。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诟耻。心几顽而不绝兮，知得王子。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说君兮君不知。’于是鄂君子晳乃修袂，行而拥之，举绣被而覆之。”

王亲贤说：“西周中期，熊渠“伐庸、扬越至于鄂”，随即封其中子红为鄂王。楚人对被征服者采取的是羁縻安抚政策，因而在占领鄂地以后，也没有消灭或驱逐扬越人。鄂王出城郊游，其范围应该就在高桥河一带，《越人歌》无疑是古代高桥河流域一带扬越人的作品。咸宁的高桥河流域，与鄂王城属于一个地理单元。高桥河流域是咸宁市咸安区开发较早的地区，商周汉唐遗址众多，五代雷氏《武昌记》所记‘钟台山’、北宋《太平寰宇记》所记‘牛鼻山（潭）’‘辋山’‘金城山’都在这一带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有其历史发展基础的。”

2.反映了楚文化与扬越文化对鄂南的影响

处于荆扬之间的鄂东南，是楚越文化交汇地。长江以南地区最初“百越杂处，各有种姓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颜师古注引）”。周夷王末年，楚君“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庸、扬粤（按：‘粤’通‘越’），至于鄂（《史记•楚世家》）”，并在今鄂州市治建鄂国。至春秋中期，楚国逐步控制鄂东地区。至战国中期以后，楚越文化逐渐融为一体。因此，后世楚、越文化有一定相同之处，故班固说“吴、粤与楚接比，数相并兼，故民俗略同（《汉书•地理志》）”。

万默告诉我们，从这些遗址所处的位置和器物标本，便可看出扬越文化在鄂南的中心地位。鄂南扬越人的文化是楚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板块。除了物质形态的文物，还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存，比如音乐、民间信仰，我们得拿出更多的含有扬越人文化因子的材料去综合考量。有些认识，还只是雏形，有待进一步步填补和丰富。”

四、结语

考察庙山和鄂王城，实际上也就是对鄂南先秦时期历史脉络的梳理，从而厘清鄂南地域文化的源与流。否则，很多文化现象、民俗遗存，就说不清来历，无法解读其为何独特了。文化往往交互影响，吴头楚尾从何而来又包括了哪些成分，是我们需要厘清和回答的问题，进而解释和推论鄂南民歌产生的根源和背景。

从上次我们对汀泗桥天坑等文化遗址的调研到此次调研，使我们对鄂南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理解。我们会在以后工作中，持续和地方文史专家合作，对鄂南相关文化遗址、民俗节日做系统调研，为以后研究打下宏观、系统的基础。